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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窦玉泉在离开两年之后首次回到K军，是来参加张普景追悼大会的。
　　
　　清晨五时许，天色刚刚见亮，梁必达和K军政委章光辉、参谋长陈墨涵、副政治委员马西平以及上述人员的夫人，K军司、政、后各部门处以上干部四十余人便守候在军部第一招待所小红楼的门前。
　　
　　这支队伍里少了个朱预道。
　　
　　本来，朱预道现在的身份还是副军长，作为张普景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和实际的筹备负责人，陈墨涵拟订的治丧委员会名单里是有朱预道的，但是被梁必达圈掉了。
　　
　　陈墨涵觉得不合适，说：“按约定俗成的惯例，哪一级的首长逝世了，同级党委和首长都是治丧委员会成员。老朱现在还是副军长，还是应该出面。”
　　
　　梁必达冷笑着说：“朱预道同志现在学习很忙，这种事情就不要分散他的精力了吧。”
　　
　　陈墨涵再三争取，梁必达再三驳斥，别的什么也不说，就一条，说朱预道学习忙，不分散他的精力。
　　
　　所谓的学习，就是参加“说清楚学习班”，军里先办，军里结束了军区办，什么时候“说清楚了”什么时候“毕业”，梁必达自任学习班的班主任，朱预道的检查写了几十份，梁必达说，没有一份是清楚的。
　　
　　陈墨涵设身处地地替朱预道想想，也觉得挺可怜，在那种环境里做的事情怎么能说得清楚啊？全看班主任的好恶了。最后，陈墨涵搬出了当年朱预道“借礼堂”的事情，说：“老朱有错，可是在张普景的问题上，他没使坏啊，不让他参加追悼会，张普景也会有意见。”
　　
　　这样一说，梁必达才勉强同意朱预道参加追悼会，但是规定，其它活动概不参加。
　　
　　“不给他饭吃，有他在，他尴尬，我们也尴尬，大家无话可说，难堪。”——梁必达当时就是这么说的。
　　
　　五点半后，梁必达不时看表，不时询问身后的参谋火车是不是准点到达，显得有点浮躁。
　　
　　陈墨涵很注意地观察着梁必达的一举一动，他今天有一个很奇怪的感觉，觉得梁必达有些反常。按说，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同一个军长级别相当，从某种意义上讲，副参谋长只是一个部门副职，是职能机关首长，而军长却是一方封疆大吏，是实权派，梁必达这个人的傲慢是众所周知的，按照“**”前的惯例，即使是军区副司令员一级到K军来，梁必达也不会亲自到火车站迎接，惟一破例的一次是被打倒以前，老副政委王兰田到K军来那一次，梁必达亲自到车站了。而在昨天接到窦玉泉要来的通知之后，梁必达不仅亲自过问接待事宜，而且还提出了要亲自到车站迎接。陈墨涵提醒说，上次军区赵副司令和林参谋长到K军来，军长都没有亲自去接，这次窦副参谋长来了，倘若超过了规格，恐怕不大妥当，对窦副参谋长本人也不是很有利。这件事情很微妙，还是低调一点好。这样一说，梁必达才放弃了亲自到车站迎接的打算，而改派副军长姜家湖和副政委曲向乾前往车站。
　　
　　但是，一大清早，部队还没有起床，梁必达却已经出现在小红楼门外了，还不到听新闻联播的时候，手里攥着个哑巴收音机，若有所思地踱来踱去。各位副职和机关首长也只好提前起床过来相陪。
　　
　　对梁必达和窦玉泉的关系，陈墨涵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用梁必达的话说是有斗争有团结，团结大于斗争。战争年代，梁必达参加八路之初，吃过窦玉泉的暗亏。但是后来又配合得比较默契，彼此之间没有大的分歧，但是好像也没有更深的感情，这一点，在七二八农场劳动的时候从梁必达的话里可以听得出来，梁必达从来没有像回忆张普景那样回忆窦玉泉，谈起窦玉泉的时候很少，可谈的话题也不是很多，这就可见关系十分平淡。而且，在过去，自从梁必达担任分区司令员之后，窦玉泉一直都是梁必达的副手，就算现在窦玉泉当了军区的副参谋长，同梁必达地位相当了，梁必达也大可不必如此兴师动众诚惶诚恐地迎接。难道这是梁必达在农场劳动改造的结果？是重新恢复工作后变得温和了人情味多了？
　　
　　当然，陈墨涵也想到了更深的一层。虽然大家都是刚刚复出，但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复出的干部一般很快都要调整，能干的上去接着干，年龄大的不能干的也多数晋级，然后休息，这也算是个补偿。下一步，军区副司令员的人选跑不掉的就是由梁必达和窦玉泉这些人来角逐了，彼此都是心照不宣，或许，梁必达这次对窦玉泉的隆重接待正是为了体现一种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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